国家领袖在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前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领袖的指示是新时代以来中医药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思想依据，他在指示中将“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作为前置条件，已经明确不管是对中医的传承还是对中医的创新，都需要按照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去进行，这种遵循也是指示要求的“守正”。中医在过去是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发展的，所以能够绵延持续几千年而不衰，现在和未来要想继续发展下去，也必须要坚守“中医药发展规律”之正。中医在近代以来之所以不断地走向衰败，就是因为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偏离“中医药发展规律”而“守正”沦丧。那么我们在新时代下该怎样认识中医药发展规律？中医药发展规律又是什么？新时代的中医家如何做到“守正创新”？
一、反思中医药近现代发展
如果对中医发展史进行整体的观照，就不难发现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提出具有象征性，它标志着中医的发展从之前无意识的被动发展状态进入自觉的主动发展状态。促成中医发展状态的变化是因为文化环境的转变，中医在民国以前处在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中华文化环境里，只要儒家文化没有衰败，中医的发展就会无意识地接受来自儒道等文化母体的滋养，按着自己的理论特征演进下去，它不需要对自己的发展规律进行认知。但在民国以后，受到以科学和西医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影响，怀着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就无意识地按照西医和科学的发展规律去推动中医发展，而这个过程进行了百年之后，我们才发现中医按照西医和科学发展规律指导下去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就是说西医的发展之路对中医而言是行不通的。直到此时，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才开始被意识到，并由中医主流学界提了出来。只有中医的发展误入了歧途，进入了邪路，中医主流学界才会自觉地提出中医药发展规律。
既然“中医药发展规律”在中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凸显出来，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呢？现在西医和科学在我国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方，中医主流学界是不是要从西医和科学那里借鉴或者总结呢？近百年的实践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直到现在医政管路部门和中医主流学界还是按照西医和科学去发展中医的，结果让中医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败。不管是科学还是西医，都是从民国时期才从西方大规模地传入，并随着清政府被推翻而获取了文化主导地位。西医和科学的传播史表明中医在民国以前是独立于西医和科学发生发展的，西医和科学的发展规律不能作为中医发展的依据。西医和科学属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它们的发生发展都是按照自身理论特征进行的，比如科学经历了自然哲学的孕育期和近代欧洲科学的发生发展期，西医随着科学经历了希波克拉底医学时期和近代西欧医学的发生发展期。中医在历史上发生发展是一贯的，没有西医和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每种医学的发生发展规律都是内在的，西医和科学虽然不是中医发展规律的来源，我们也不可能从西医和科学的发展规律去找到中医药发展规律，但它既能促进中医对自身发展规律的反思，也能作为认识和总结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参照物。
我们不可能从西医和科学那里去寻求中医的发展规律，那么应该怎样从中医自身去发掘呢？中医不是突然展现在现代人面前的，它是历史性的文化产物。中医发展史本就是中医发展规律所展现的历史形态，所以认识中医发展规律就必须从中医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求。中医发展的历史，不是漫无边际的盲目地发展，它始终有着自己不可逾越的文化边界，这个文化边界则是由中医理论特征决定的。中医理论特征决定了中医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诸形态及其外延的范围。中医理论特征是共时性的，也是在当下向西医和科学展示差异化的存在。要发现中医药发展规律仅仅去研究中医发展史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中医理论特征。只有将历时性的中医发展史与共时性的中医理论特征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精准地总结中医在历史上的发展规律。中医药发展规律必须从中医药自身去发掘，我们不能将中医纳入科学发生发展的逻辑秩序中去寻求中医的发展规律，为中医制定发展路线图。
二、中医药发展规律是什么
将中医发展史和中医理论特征结合起来，再根据中医行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形态来看，可以将中医药发展规律分为四个部分进行探讨，即中医教育规律、中医研究规律、中医临床规律、中医管理规律。从中医教育到管理，中医的发展从其自身都可以有规律可循。
中医教育的规律，需要坚定地树立中医家的文化和理论自信，培养他们的中医主体意识。从历史那些推动中医发展的中医大家来看，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儒道文化根基，比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道教学者。“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更是对那些习四书五经的儒生从事中医难易程度的描述。古代中医家需要有深厚的儒道文化根底，作为中医理论厚植的土壤，现代和未来的中医家同样需要。为了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就要对中医高等院校的中医学生强化儒道文化经典教育，这是学习中医的根基，就像建设高楼的地基；为了树立不可动摇的理论自信，还要对广大中医学生强化中医经典教育，这是中医临床的依据，也是参天大树的根本。就当下中西医结合教育而言，需要将那些西医课程从中医教育中清理出去，用儒道文化经典和中医经典课程替代。
中医研究的规律，需要在阴阳五行理论的框架内采用形象思维和观法比类的研究方式去进行。中医研究的主体是中医家，所用的理论框架是阴阳五行理论，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而研究方法则是观法比类。没有这些特征的研究，就不能归于中医研究。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张仲景创立伤寒学派，还是温病学派，以及扶阳学派，都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所以这些学派的著作对后世的医家具有恒久的临床指导意义。那些以中医为对象，采用西医和科学理论知识对其“科学性”“机理”的阐释，都不属于中医研究范畴。这类研究的主体虽然是中医家，但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是原子论，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研究方法是建构实验，最终的研究结果也是属于西医理论范畴。这类研究本质上属于西医科研范畴，是西医科研者分内的研究工作。就当下中西医结合研究而言，需要将那些用西医和科学阐释中医理论“科学性”“机理”的研究都转移到西医科研院校。
中医临床的规律，中医中药不分家，中药针灸不分家，医家可以根据患者用药需求为其制作中药制剂。中药必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才能成为防治疾病的药物，医家为了临床应用需求，会自己对中药进行采买炮制。患者如果需要长期服药，医家还可以将自己的方剂做成丸散膏丹，方便患者使用。中医与中药自古都是不分家的，这样既能保证医家用药的疗效，又能方便患者。此外，不管是中药还是针灸，都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防治疾病的手段，古代的医家既能够运用中药治病，又能使用针灸治病，还可以针药并施。尤其是在治疗急危重症的时候，采用针药并施，效果会更好。近代以来，医政管理部门按照西医那种细化分科的做法，强行将中医与中药、中药与针灸割裂开来，导致了中医家业医不识药、用药不会针灸、针灸不会用药的“半残”状态，不仅导致医家的疗效水平降低，也限制了医家在临床上技能的发挥。这些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规措施需要及时纠正过来。
中医管理的规律，要允许自学的民间中医准入，为刚毕业的学生提供早临床的机会，对民间中医实行备案制。中国古代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中医教育在民间是缺失的，存在于官方的中医教育培养出来的医家主要服务于皇室和各级政府官员。民间的中医是自发涌现出来的，这就使得中医的来源主要是自学和师承。如果对中医史进行整体的观照，就可以发现那些推动中医发展的大家大多是自学而成。古代的不说，近代的张锡纯、李可等都是自学成才。直到现在，仍然有大量的民间人士致力于学习中医，这是中医自发涌现出来的优质资源。教育和医政管理部门应该遵循中医发展规律，再次开通中医自学考试，为民间的中医自学人士提供合法的准入途径。中医是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医学知识体系，古代大多数医家都是边学习边临床，在临床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在学习中提高临床的医疗水平。所以经过五年学习的中医高等院校中医专业教育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就应开医馆，通过早临床尽快走向成熟。面对西医的《执业医师法》对中医行业的桎梏，导致大量的民间中医不能行医，以及国家医疗资源的浪费，有必要将中医队伍的管理从西医的《执业医师法》中解锢出来，按照备案制进行管理，允许他们自由行医，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特征。
三、中医人如何“守正创新”
中医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中医的发展不像西医那样出现了古希腊医学和现代西欧医学的更替过程，而是古今一贯，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直到现在，在临床上始终能够有效地运用。中医走向未来的持续发展，除了要“传承”，还需要“创新”。“创新”的前提则是“守正”，而不是盲目地创新。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守正”就是“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即在中医理论框架内去创新。只有这样的创新，才能为中医临床带来指导价值的新理论。
奠定中医基础理论体系《黄帝内经》在经过《难经》的补充之后，为后世的医家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没有留下可以创新的空间。现代中医家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缺乏创新，不是医家们固步自封，而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特征决定的。中医基础理论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理论，而阴阳五行理论是古人对天文、物候和人事进行精细入微地漫长地观察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自然原型就是日月和木火土金水五星，阴阳五行理论就是这七曜对地表上人类与万物作用的规律，只要日月五星的自然秩序没有被打破，仍然作用于地表上的万物，那么阴阳五行理论就不能被废弃或被突破。只要阴阳五行理论没有过失，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中医基础理论也不会过失，那么中医基础理论领域的创新就不可能发生。阴阳五行理论是自然规律，它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所以不能因为它是古代的，就痴心妄想地要解构它或者废除它。不管人们信不信阴阳五行理论，都在无时无刻地不在受制于它。
《黄帝内经》没有为后人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留下创新的空间，那么在临床理论领域却是无限开放的。因为《黄帝内经》只是阐释了人类生命体活动的自然规律，提供了诊疗疾病的基本原理，如何去防治疾病，却没有理法方药可循。所以从汉代张仲景创立伤寒学派，到金元四大家，再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直到今天方兴未艾的扶阳学派，中医临床理论始终处在创新和拓展之中。中医以不变应万变，如何去应万变则是每个医家的任务。中医临床理论的创新是中医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展现，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必然结果。中医只是为医家提供了所有治病资源与思路，而每位医家都可以根据这些资源针对个体患者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形成具有个性化的诊疗特征，包括诊断、辨证、处方、选药等方面。如果这位医家的个性化诊疗特征具有普适性，且能被更多人传承下去，就像扶阳学派，那么就会成为中医发展史上的学派或者流派。
由于受到西医和科学的影响，丧失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的现代中医家，力求通过中西医结合或者中医与现代科学结合去创新，最后创新的成果都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理论怪胎，这些怪胎只有创新的意义，却没有中医临床指导的价值，所以也就像驴马杂交的骡子，无法传承下去。这就是创新没有“守正”和“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结果。中医传承需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中医创新更需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这是中医发展亘古不变的铁律。
